(华语)《王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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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转自耳边风的博客




〖民谣中国〗之一：最早的泪花
　　越来越觉得人生如梦，时常产生一种幻觉：忽然站在世界的外面，冷眼旁观，恍然间一切象多年的记忆，无色，昏暗，陈旧，静静流转。这与悲观或消极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一种类似发现了真相的怔。
　　原来真的就是这么简单：来了，走了。
　　但可笑（或可悲？）的是，哪怕现在，仍然有一种渴望，想从现状中挣脱，其实，归根到底，人永远只是一种植物，泥土是早就注定了的，我，出现在一个在叫做宇宙的空间中、一个叫做地球的星球上、一片叫做中国的泥土里，而这，叫做宿命，不管你愿不愿意。
　　这片泥土的上面，有风在经久不息地吹，我把这风叫做歌，风里面的这片泥土，我把它叫做--民谣中国。
一．最早的泪花
　　有生第一次记住一首歌是因为眼泪。
　　那是一年纪的时候，老师讲到《王二小》那一课，在课堂上唱起王二小的歌，当时她已过中年，眼角隐约能看得到细细的皱纹，她的嗓音谈不上动听，甚至有些梗涩，所以唱得不太流畅，但唱得很动情，到后来，唱到王二小的死，老师眼里竟泛起了泪花。
　　教室低矮破旧，光线昏暗，还渗着早春的寒，大家都屏着呼吸，我坐在第一排，抬头就是老师的脸。那是我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泪花，晶莹闪动。
第一次被传说、歌以及唱所打动，再也忘不掉那个故事，那首歌，和那位老师。
　　可惜的是，这歌的歌词我始终没能记全，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民歌，还是有确定的作曲人。很多年后，才在电视上第一次正式听到它。是童声小合唱，领唱的小女孩声音清凉，象一粒星星在天际流淌，很动听。那时我才领略了这歌的旋律之美：平缓素朴，沉静悠扬，正是民谣的本色，也是我所认定的最高贵的艺术质地，比如诗经。
　　那之后，又是很多年，有了网络，才终于找到了这首歌，也才仔细听全了所有的歌词。歌词很长，好象比那篇课文都长，而且平白如话。当年，这样的小英雄故事其实不少，比如刘胡兰、鸡毛信的羊娃、两个小八路、草原小姐妹、小兵张嘎，当时也一样地崇敬过，可是到今天，始终还能被打动的只有这个王二小。
　　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事件本身太简单，不够大篇幅发挥，所以幸免于被言之凿凿金光闪闪地树碑立传，只能用这么一首朴素是歌来储存吧。
　　人，除了本能的自保自怜，总需要一些来自于周围世界的感动，否则实在没有理由在这里逗留这么久。所以一直都比较喜欢这种叙事体的歌，它触动的不是你的私有感情，不怕时过境迁心情的变化，这更接近于真正的听。
　　有段时间很向往深刻，以为人生的价值只在那些常人不到的地方生长，所以不遗余力地和常识做着斗争，后来渐渐明白真正的深刻只存在两个地方：或者眼前，或者天边。
　　眼前的，是不言自明，比如天地人比如喜怒哀乐比如饮食男女，谁都能见谁都知道；天边的，是无以言表，比如生死比如意义比如孤独，谁都在感受谁都在追或者逃。不论眼前，还是天边，那都不用说，也说不出。所以佛不说、道忘言、儒长叹。
　　就象王二小和他的歌，赞颂它，我写不满100个字，纪念它，却可能是一辈子。
　　也许喜欢这首歌，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纪念它也只不过是在纪念自己的少年时光，但这就是人生，决定花开时间的不是花本身，而是种子最初跌落尘土的时间和地点。
所谓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水落石出的过程，该记住的自然会记住，该忘记的自然会忘记，丝毫不用费心。
　　就这样，我记住了这首歌：《王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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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两个字定义《王二小》的感人原因，我想应该是：平静。
　　没有高调没有夸张也没有煽动，只是平静地讲一个悲伤的故事。很奇怪在那个满天艳阳的年代，竟会有这么一首温度几乎为0℃的歌。正因为这平静，比起刘胡兰、小兵张嘎他们，王二小才会显得有些平常而且模糊，没有握拳怒视的经典造型，也没有机会喊出那个年代通行的广告语。 　　有人说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之一是平和，我也一度这么认为，所以把那个年代的激昂视为一次意外事故，但是现在却发现这是一种误解：其实不止那个年代，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难得真正做到平和，因为在头顶和天之间，几乎永远悬着一块随时会落下的砖，砖上凿着两个字：强权。能避开这砖望见那天的人实在没有几个。活在这砖的下面，人又怎么可能做到平和？充其量不过隐忍的温驯，所以"黄发垂髫，怡然自得"这样原本再平常不过的一幕才会成为诗人的向往，而"物极必反"也因之成为中国人性格变化的唯一动力解释，当砖头终于要致命时，才会怒发冲冠、揭竿而起?quot;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浩问也才能喷涌而出。这浩问并非对公正平等的疾呼，而是"媳妇终于熬成婆"的恶毒快意。
　　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平和？怎么可能平静自然地去悲和喜？
　　当然，虽然宿命无法挣脱，却始终坚信人应该能以自己的人格来超越现实的重负，并以此来成就人的高贵。中国向来缺乏贵族，但并非没有，几千年历史最心折的是魏晋南北朝，那是一个盛产贵族的年代，也是中国人（男人）最美的时代，阮籍的"行不由径、徒穷而哭"、嵇康"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刘伶"载酒挟铲，醉死即埋"，甚至孔融那两?quot;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从容赴死的始龀之子，无一不是平静坦然地面对强权和生死，这里没有什么神圣和冠冕，有的只是一个个活过而后死去的人，和他们不为外物所缚的心。我想，这才是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民谣之魂。
　　年少一些的时候，很不能理解孔子对《关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赞赏，后来才渐渐明白平和的高贵和难为。没有谁能回避生死和悲喜，但生死和悲喜同样没有权力褫夺人之为人的尊严。惟有在心与物间留下一段距离隔河相望，人才能从容，也才有余裕看清看全整个世界。《王二小》之所以成为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想应该与它的平静语调此有关。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死。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悼亡诗，所以，它也应该是我死亡经验史上的启蒙歌。原以为死亡这个话题是少儿不宜的，现在回头望去，它其实比生更早也更坚固地印入我的心里。
　　一个应该比我当年的年纪大不了多少的少年，因为他的机敏勇敢而悲惨悲壮地死去。也许当年只是很敬佩，至多有一点点羡慕，但这已经足够了，它已经告诉了我最基本的原则：虽然都要死，但死本身是有区别的。
　　在初听这首歌的前后，其实身边也有两个少年相继死去，一个是长我2岁的姐姐，另一个是童年的玩伴。
　　我的那个姐姐据说是兄弟姐妹中最漂亮最聪明的一个，却因为心脏病死去，当时还不满8岁。关于她，只记得一个细节：父母遇了事，我和她被寄养在一家托儿所里，当时我可能不到3岁。别的小孩欺负我，她就护着。我害肚子，把床单弄脏了，招来阿姨一阵恶骂，我的那个小姐姐不声不响拿着床单自己去洗干净了。（她如何洗、洗到什么程度一概不记得）。后来，她的死讯是从舅舅和妈妈的低语中偷听来的，当时有些怕还有些茫然不解，只知道死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从此，我的那个小姐姐就成了家里一个很美很远的感叹。
　　至于那个童年的玩伴，却让我知道了死是一件多么意外又多么轻易的事。据说他和别人一起去爬墙，沿着墙头一直走到一处缺口，缺口呈天然的阶梯状，他最后下，下到离地面只有1米高时，忽然跌下来，死了。
　　除了消失，我不知道死还意味着什么，直到后来听到"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的说法。这其实与当初《王二小》这首歌留给我的印象式启蒙一脉相承：死，其实是度量衡，用来称生的重量。
　　不论儿童还是成人，都有权力义务去领会这个道理，并以之为尺，去刻度自己的生命。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对于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我的厚此薄彼态度十分显豁，童话不应该是谎言，没有哪个儿童会把游戏幻想真的当游戏幻想看，安徒生是真正懂得尊重儿童和他们心灵的人。
　　很感激《王二小》这首歌，它用平静的方式在我记忆里撒下第一颗平和的民谣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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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孔子说"哀而不伤"、"未知生，焉知死"，但他绝非麻木不仁、无视死亡，相反，对天命和死亡，他抱着极大的敬畏，只不过这敬畏说不清道不出而已。至于"忘言"的道家和"不说"的佛家，虽然他们同样对死亡保持沉默，但这沉默也同样并非因为淡漠，同样可以体味到隐含其中的敬畏。后来之所以会有"中国人缺乏终极关怀"的说法，我想是因为对于敬畏的表达方式的误解。儒家以孝以祭以郑重的情感，道家以通达以癫狂以自由的胸怀，佛家以断念以解脱以圆融的意志，都不是对死本身的执着，也都没有对死亡进行穷究式解说，而是对生的意义和自由的执着。
　　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路、为阶，可以一步步去探询，死却是悬崖外的空--一个太简单武断的事实，让人无处着力，无从分辨，因此也不需要使用说明书，人的思维与语言以及其他任何努力在这里都只能失效。
　　在西方，关于死的研究报告可能比地球上的树叶还多，但所有这些语言加起来，也都不及他们胸前那枚小小十字架来得硬实直接。
　　面对死亡，态度远比说辞重要。
　　所以，更喜欢那种诗歌式的表达，也相信诗歌正是源于祭祀，不论西方的史诗，还是中国《诗经》中的那些颂和大雅。
　　对于死去的人，除了纪念，活着的还能做些什么？那些祭诗，正是生人用以款待亡魂以及宿命的唯一场所。
　　《诗经》里，最动人的悼亡诗可能是那首《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这恐怕是中国关于物是人非的最早的私人性悲悼--绿衣黄里，正是春天万物复萌的颜色，而人呢，她虽然能缝制这样一件春天的衣裳，却没办法给自己多留一个春天。死者已矣，生者长哀，只要你有眷恋，就无法逃脱命运利用时间差设定的残酷僵局，千古如斯。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苏轼）
　　在这样的僵局里，眼泪不是脆弱，不是妥协，而是人对抗命运唯一的方式，泪光里印照出来的，是人无视死亡、自珍惜人的尊严。
　　为此，中国人专门为亡者设定了节日--清明、寒食和端午。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杜牧《清明》）
　　这就是中国人，在万物更生的时候，无视自然规律，穿透生与死的界限，在新生的青草间召唤亡魂，一起缅怀往昔，慎终追远。
　　没有谁彻底消失，也没有谁将被遗忘。
　　直到现在，每到清明、七夕、岁末，母亲都还是要置办饭菜纸钱，祭奠她的父母公婆。门口有门神，纸钱必须到大门外面去烧。小的时候不懂，见别人家都没有这种"封建迷信"行为，很羞惭，又不可能阻止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就都躲在门里。母亲需要帮手，大家你推我推，被指名唤出去的犯人示众一样痛苦。等长大了，才渐渐明白其中的深意：如果你真的尊敬、爱戴、眷恋一个人，你是不会介意他/她是活着还是死去。
　　可惜的是，这样一种情感却在渐渐沦丧，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体味出飘在清明天空中的泪水的气息，而消失了的人们也渐渐真的生死隔绝，再无音讯。
　　在今天，"我"字越来越坚固伟岸，它不但遮住了人瞻前顾后透视的目光，也让生命成为一种有保质期限的物质。
　　于是，一切都开始被计量。
　　正因为如此，现代的中国已经很难得听到悼亡歌了。
　　在有限的几首中，扛鼎之作的当然是《酒干倘卖无》。当年，它能从海峡那边传过来，几乎是一种奇迹，但同时也是一种必然--中国人的情感实在干渴太久。
　　当年的中国人只能歌唱英雄，一切感情只能交付给政治容器去熔铸辉煌，没有任何私人性的感情和纪念。《酒干倘卖无》却用一声卑贱的呼喊穿破了那片金光闪耀的天。
　　我不知道这首歌对别人意味着什么，对我而言，它帮助我树立了自己的人格。我的家庭和歌里唱的那个家庭一样的卑贱，尤其是在那样的年代，它甚至更加卑贱。虽然倔强的母亲从小告诉我们"人穷志不穷，不蒸馒头争口气"，但一个孩子的目光再骄傲，也没有力量与整个社会的鄙视对抗。《酒干倘卖无》忽然从收音机、录音机里冲出，它真的是一道阳光，告诉我卑贱的高贵。
　　从不认为因为血脉的无法选择和更改，人就应该臣服和皈依。但是，基于血脉之上相濡以沫的亲情，却是人在这个冰冷世界上最初的家。它的温度不仅不会因为它的破败寒怆而梢减，相反会因此而更加恒定和持久。
　　所以，直到现在，仍有些不太敢唱这首歌，它达到了真正的尽情尽性，以至于它的重量平常很难承载。
　　在它之后，似乎再也没有听到过另一首歌还能象它这么震撼和深挚。也许是因为人们已经学会了情绪保养术，都在有意回避剧烈的情感刺激。
　　当然，情感的激流总会在一些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喷发，比如〈来生缘〉（〈一起走过的日子〉），初听它，是在大学时代的录象厅里，不记得电影和里面角色的名字，却忘不掉那一幕：当那个女孩子为了救自己的恋人被恶徒活活捣死在水池里，血在水中漫开时，画外响起了这首歌，那悲伤无以言表，心只能碎掉。哪怕刘德华一生没有任何杰出表现，只凭这一首歌，他也应该被人们记住。
　　在大陆这边，人们好象都已经长生不老，歌也因此成为死亡绝缘体。
　　没有彻底的失去，当然也就没有真正的珍惜，更无论可以流传的悲歌。所以，大陆这些年的歌总是缺钙缺血，偶尔出现的生动，也是转瞬即逝，难有寿命。
　　让我记住的只有3首：〈丹顶鹤的故事〉、〈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和〈天亮了〉。
　　这3首歌都很动人，都来自于真实的故事，词曲作者都没有刻意地渲染，他们不谋而合都表现出了有节制的悲伤，平实朴素，自然流淌。
　　但同时，这种纪实手法的成功也暴露了一个真相：如果没有身外故事的意外刺激，歌曲作者似乎找不到深入真实感情的路径，他们可以被素不相识的人打动，却汲不出自己心井里的水。
　　而且，这井里还有水吗？
February 6, 2003


〖民谣中国〗之二：红色记忆
　　不论我们这一代人成年之后差别有多大，有一点至少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记忆底色：红。
　　红，在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中属南属火属夏属心，意味着生命、热烈和吉庆；在西方基督教传统里，它则象征着上帝的鲜血、牺牲的仁慈和救赎的肃穆。但是，染在我们记忆背景上的红却不在色谱上，也不在传统的图腾里，它是空前绝后一段中国历史的标志色。
　　小时侯最阳光明媚的事情之一就是戴上了红领巾，当时入队审批还很严格，每个班每年只有３个名额。全校上千小学生整齐排坐在操场上，年轻的男辅导员立在主席台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英挺得象一棵新栽的绿杨树，他高声诵读批准入队名单，虽然预先已经知道自己已被批准，仍然止不住心跳，终于念到我的名字的刹那，血立刻涌上了头，根本不记得是怎么怎么跑上主席台的。台上挂着鲜红的队旗，新少先队员一律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列队立在队旗前，优秀少先队员代表上来给我们佩带红领巾，然后我们按照规定行队礼，右臂弯过头顶，手掌挺直，五指并拢，随着辅导员一起高声念诵："我宣誓--"整个下午，眼前都是那鲜艳的红色耀动在春天的阳光下，心从此被神圣庄严所洗礼，直到那条新红领巾变脏、洗破、起毛边。
　　老师说红领巾是用英雄的鲜血染就，当年并不知道那是一种象征性说法，第一次洗红领巾的时候，看见水被染红，很是心惊胆寒了一阵，也愈发体验到了它的神圣肃穆。这种禁忌直到三、四年级大家普遍都戴上红领巾之后才渐渐解除。
　　随着红领巾一起飘在风里的，当然是那首著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 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
　　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
　　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这是一首钢铁意志的歌，唱它的时候，应该笔直挺立、双拳紧握、眼望远方、神情坚毅。而这正是那个冷冻年代的规定动作。对于儿童来说，这样的姿势这样的感情实在不近人情违背天性。虽然我们的成长期正伴随着中国的解冻期，可是童年的记忆是一个人性格最早的定型模具，这首歌和那个年代其他铁器敲冰的声音印在记忆的耳鼓上，想要抹掉应该是徒然。
　　无独有偶，我的母亲虽然一生都在尽力回避政治，却也有着和那个年代相同的钢铁意志，直到今天，她都不允许我们睡懒觉，她自己虽然已经年迈无事，偶尔起晚一次，也要自责好久。
　　这样双重督促训导下，让我一直都有时间紧迫症，永远想着必须努力努力努力，哪怕再放纵再跳脱，也始终脱不去骨髓里的刻板和认真。
　　然而，我们也是亲眼目睹了这颗伟大的红色鸡蛋外壳日见破裂、并逐步暴露出它空洞内里的一代见证者，可能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玩笑了。
　　我们没有机会主动参与，始终只是被动的旁观者。所以我们不但忘不掉，而且也能笑得出。只是笑过之后呢？
　　现在的小学生还是要戴红领巾，可是红领巾的红和他们衣服的色彩相比，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醒目地位。当年这红，在一片灰蓝黑中一色独尊，曾是何等的骄傲与荣耀啊。
　　那时，选班干部要红领巾、选三好学生要红领巾、参加特殊活动要红领巾，做好事也都是红领巾。
　　红色，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以它为标准，不论大小，人分三等：红、灰、黑。
　　这种色差对比从小就在无言暗示你：如果你不抢占特权，你将被剥夺很多权利。
　　我鄙视厌恶任何名义的特权，同时我也深知深惧权利被夺之苦；我向往独立与自由，但又明白其中的代价。
　　进退维谷中，不能沉默也不能发言，最终只能势所必然地选择平安的灰色，安守本分。
　　回头望去，才发现那红色其实与我们无关，它高悬天空，虽然夺目，却只供仰视。在它的光芒万丈下，是灰仆仆的大地和我们灰仆仆童真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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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红色的出生日应该是1928年5月4日，井冈山会师、红4军的成立的那天，在江西宁冈那个小小的叫砻市的地方。
　　至于为什么是红色，无从考察，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苏联红军，辛亥以来的革命和鲜血传统，还有中国民间吉庆的习俗。也可能正因为基因的复杂，它才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以至于很久以来，都只能把它视为一场空前绝后的奇迹。
　　在我心目中，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音乐作品是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然而，〈合唱〉也只是一个伟大时代伟大胸怀的伟大激情之作，和它相比，还有一部作品才真正达到了万民一心、同声相应的辉煌境界--〈东方红〉。
　　很可惜，只看过这部大型音乐史诗的一些片段，，但就那些零散的片段，也足以让人震惊：满眼的红，满耳的激昂，满舞台赤忱的人山人海。很多从小就听起、熟得像亲人声音一样的曲目全都出自这部大作品：《东方红》、《松花江上》、《八月桂花遍地开》、《长征》、《游击队歌》、《南泥湾》、《保卫黄河》、《赞歌》、《祖国颂》…它的创作时间是1964年，动用了3000多人，聚集了当时最权威、最著名的作词、作曲家和歌唱家，是那个年代除了样板戏以外几乎唯一的艺术作品，是当之无愧?quot;made in china"，也真的应该是空前绝后。
　　虽然到今天，中国的艺术家们依然善用"人海战术"，却早已经没有了支撑那"大气派"的地基，只能在方圆几平方厘米的阳痿里轰轰烈烈地意淫一番。
　　很想知道的是：那个年代的激情是从何而来？
　　总结那个年代，可以用两个词：无法无天和感恩戴德。
　　道德的自觉在中国从来都只是少数文人的私人爱好，所谓儒道互补，其实也只是他们优雅的舞蹈步法。重压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敢怒不敢言里偷偷积攒的，只能是一点点为所欲为的小野心。这些小野心正是历来农民起义煽风点火的火种。野心一旦得逞，就立刻变成贪心，变成一亩三分地的忠心。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蛋白，更多的是粗朴的墨家理想和佛教烧香还愿的交易法则。所以，墨家兼爱、佛家平等与马列共产才会如此亲熟，如此顺理成章一见如故，无他，唯难以伸张难以保障的可怜的私心而已。
　　
　　无法无天的极致无非当家作主的自由自专，当私心终于挣脱小我的区区疆土，终于能飞翔在普天之下莫非我家的空中楼阁里，人又怎么可能不豁然开朗？怎么可能不引吭高歌？
　　同时，这片新天地也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何况它是如此真切，看的见、摸得着、嗅得出、尝得到，是铺天盖地一张凭空而降的馅饼，掌勺的主厨当然只能是烧一万根香、磕一万个头也请不到的神。
　　《东方红》是亿万中国人共同创造的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观，虽然今天看来是如此幼稚甚至荒诞，但它的初衷是良善的，它的精神是纯粹的，它的宏伟壮丽也是真实的。这一盛景恐怕只有在商周时期祭天敬地的庙堂礼乐中才出现过。
　　中国向来缺乏西方音乐中宗教式的纯粹与神圣禀性，而只有在神的面前，乐器以及人声才有可能平等和谐秩序井然的配合。如果抛开那尊人造的神，《东方红》的价值无疑极其珍贵，但可惜的是这"如果"只是天真的假想。
　　在那个疯狂年代，任何人与事都可以摧残践踏，只有那轮红太阳必须永悬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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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问小外甥：中国谁最大？
他不假思索：毛主席。
我愕然：为什么？
他说：当然啊。
我再问：为什么当然啊？
他想了想说：反正他最大。
　　
　　其实那些"红太阳"的歌对我而言，只是幼年时无休无止的风，事过境迁，就成了客观的记忆，除了偶而触动一些私己的联想，并没有多少切身的感受。听到这些歌，总是不由自主要笑，就像笑上一辈人的某些固执举动。
　　90年前后，四处又重新烧起?quot;红太阳"的火海，那是80年代歌手不约而同的一次集体行动，当时只觉得可笑，甚至有点反感。现在想来，那其实是一代人的青春纪念，有些反讽，有些苦涩，更多的是一种温暖的感动。
　　这就是人和他的记忆，只要存在过，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不能否定，更不容回避和无视。
　　在那次"返红"的潮声里，有一个声音格外动人：崔健的《南泥湾》。
　　《南泥湾》的原唱是郭兰英，那个当年梳着两根粗黑辫子、大眼睛、亮嗓门的姑娘。我童年几乎是在火车上度过的，记得那个时候，火车上播的最多的歌就是这一首。配合着窗外大片大片的农田和果园，这首歌成了我童年的经典背景音乐。
　　很多年后，当这首歌从崔健粗砺、苍凉的嗓音中再次涌出，我只能诧异：原来歌也能这么唱，原来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唱就是不同的歌。
　　崔健版本的《南泥湾》在中国当代音乐史的地位丝毫不亚于《一无所有》，它，是一代人对自己青春初恋的深情复述，没有自嘲，没有玩世不恭，更没有哗众取宠。在这首歌里，保存了最单纯、最真实也最柔软的崔健式的一代忧伤。也许我不可能感同身受，但至少被深深打动。
　　明白是需要时间的，又过了几年，听到了一个悠扬清亮的女声在唱《北京的金山上》，是韩红。歌声里已经没有了和那个年代的藕断丝连，随意、轻松而亲切，忽然发现很动听。这种动听类似于童谣。
　　任何历史和文化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的历史进入的新的生命周期，1949年诞生的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化形态。就象所有的民族都是从自然崇拜开始，这个新的文化形态同样也需要一个自然的崇拜物，并将它图腾化。我想"红太阳"正是这样一个图腾，它是我们这一段历史的童年记忆，那些"红太阳"的歌也正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童谣，幼稚不怕，只要真诚。
　　
　　到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轻松面对它，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长大。
（2003/3/7）


〖民谣中国〗之三：童音天籁
　　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记不得。
　　唱的第一首呢？
　　记不得。
　　……
　　最早的记忆应该是2岁到3岁之间，听家里人说，那时我把毛泽东的《水调歌头》背得溜熟，可自己根本不记得，大了之后翻书，发现《水调歌头》一共有两首（《重上井冈山》和《游泳》），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哪一首，也没问过。
　　能在有限记忆里搜到的第一首歌谣是一首童谣：“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小明在家叫妈妈，姐姐说别害怕，狼来了，我打它！”当年住的是自家盖的平房，还没有电，晚上要点油灯。隐约记得那天父母出去了，天黑还没回来，屋子里黑幽幽，外面刮着大风，我好象是想妈妈了，就哭，于是姐姐就用那首童谣哄我，有姐姐的孩子像块宝啊。
　　再大一些，学会的好象是一首专门用来远远骂人的顺口溜：“×××，大坏蛋，坐着飞机撂炸弹，一撂撂到火车站，你们全家都完蛋。”（当时住在火车站附近，这首顺口溜好象是那个地带专有的），另外还有一首夸援朝解放军的：“解放军的枪，吧啦啦地响，美国兵的沟蛋上油蛋蛋淌”。这段顺口溜让我记住了资本主义的肥胖。（沟蛋：方言，术语臀部，俗称屁股）
　　至于最早听到学会的歌，应该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吧。很想知道自己第一次开口唱歌是什么样子，可惜记忆不提供这种服务。留下来的只有两小片模糊印象：自己拉开嗓门想吸引大家注意的小孔雀心态，还有遥远的金光闪闪的天安门。
这就是我童年歌谣的泥土，只长了这么几棵豆芽。
　　我想歌唱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力比多的过剩，它应该是包括人在内所有动物甚至所有存在物本能中的本能，风吹浪打，鸟叫虫鸣，除了物理摩擦和生理需要，恐怕还有另一种更本质的需求——抒发自己。庄子发明的那个著名的词语——天籁，表达的应该正是这个意思，“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从那个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舞蹈纹盆来看，我们这个民族在童年期和别的民族一样“能歌善舞”，史书里“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八个字凝固着的，应该是一幅震撼天地沸腾世界的壮丽场景，《狮子王》开篇那个段落纪念的，正是这样一种关于生命诞生的、神圣庄严同时又迷醉狂欢的原始记忆。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但早熟，而且早熟得太早，天赋的歌舞本能很快就被宗法的机器以不容置疑的神圣名义独占，并随之演化成万众屏息的雅乐颂歌。后来的儒教更是以堂皇的礼乐教化让这生命呼喊的本能变成了权力祭台上循规蹈矩战战兢兢的哀鸣。即便这并不能阻挡民谣在乡野的口耳流传，但能记载下来不至于被岁月堙没的，绝大多数都是被编纂修订过的文雅版。这就象以前我们家那条一直没来及取名字的狗，吃饱睡足又无所事事的时候，时不时会发出一种类似呜咽的声音，我想，那应该是野性被化尽之后本能里残余的呻吟和怀念吧。
　　
　　相比于民谣，流传下来的童谣就更稀有得可怜。这是一个向来上者为神、长者为尊的民族，孩子在其中是没有“童权”的，他们的唯一身份是“准成人”。虽然儒家高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这里动词的“幼”除了基本的衣食养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训导。长辈对于晚辈，尤其是未成年的晚辈，拥有绝对的训导权，孩子能做的该做的只有“听话”二字。
　　《论语》是最景仰的经典之一，但每读到孔子训诫儿子的那段，总是不寒而栗：“（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那个年代的官场比现在可爱，贵族官员们会面的时候，吟诵诗句一语双关是基本的交际素养。孔子一生栖遑，他的仕途宏愿全落到的儿子身上，可怜的孔鲤看到父亲立刻条件反射，弯腰低头，一路小跑，想躲，可你往哪里躲？结果只能去学诗学礼学做人的一切繁杂技巧。这一幕是如此经典，一直到2千年后的《红楼梦》仍在原封不动地复述。
其实又何止《红楼梦》？如果挑一首儿歌作为中国“童歌”，最有资格的可能就是那首《读书郎》：
　　小嘛小儿郎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那
　　没有学问呀无脸见爹娘
　　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没有学问呀无脸见爹娘
　　小嘛小儿郎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宽
　　只为做人要争气呀 不受人欺负呀
　　不做牛和羊 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不受人欺负呀 不做牛和羊
　　这是一首充满了中国性格的歌，没有无拘无束的欢跃，只有沉重、早熟、骨气，甚至辛苦里透出来的辛酸。我想它并纯然是大人写来给孩子励志的，对很多中国孩子来说，这并不需要灌输。学唱这首歌应该是小学二、三年级，第一次听到那句“没有学问呀无脸见爹娘”，就有些心虚不安，还有些因为负罪而生出的本能抗拒。自从背起书包，母亲就开始郑重教导：“我们家不像别人家，你要懂事，要好好学习”。这不是命令，而是自觉自愿的使命，偶而没考好，不用母亲骂，自己其实已经无地自容，难受的不得了。遗憾的是，一直到结束学生生涯，我都还在和顽性旷日持久地争斗着，而且似乎始终是负多胜少。
　　
　　虽然今天很多孩子的物质生活已经十分阳光明媚，但是只要看看那些形形色色的兴趣辅导和家教的广告，看看小孩子们星期天背着画夹、提琴去补习的一张张听话的脸，你就会发现：变的只是衣服的颜色和样式，里面那颗幼嫩但早熟的不自由不轻松的心并没有变。相反，在现在这种6：1的家庭结构里，我怕孩子们只有更累更无所适从。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古老的格言并不是凭空杜撰，它刻在几千年中国人的基因里，一代传一代，从小就能无师自通地去克制和本分。中国的成人没有童心、不懂孩子，没有好的童话和童谣，病根并不在成人，而在重群体轻个体、重责任轻权利的血缘文化。童心在中国始终是一种奇迹，从《道德经》的“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的叹问，到后来童谣谶语预言天命的玄怪，再到李贽的“童心说“，直至今天歌词里泛滥的“你像个孩子”之类的比喻，童心一直被神话着，儿童本身也被方术家们涂上神秘油彩，变出一系列“童子”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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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号称诗的国度，却难得见到几首流传至今的纯粹的童谣，诗人们写到儿童也往往惜墨如金，儿童在他们笔下无非幼稚憨顽无忧无虑的万童一面。记忆里清新如画能让人真切看到古代孩子真实情态的句子稀少无比，能想起来的只有辛弃疾《清平乐·村居》里那句“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李白《长干行》千古名句：“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此外，贺之章《回乡偶书》里那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也相当精妙，但那是在苍老疲惫目光里无意间映照出的一道刺眼的光。
　　倒是在那些天下危亡改朝换代的时候，能经常见到被人们视为天降旨意的童谣，说穿了，不过各自为政的木偶戏而已。
　　
　　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童权”，可惜那又是个国破家亡的年代，到处散发的是悲音和愤慨，那怕童谣也背负了重过其他年代的责任，就像《读书郎》、《卖报歌》，以及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深埋的悲凉。只有在丰子恺的画和文里，才能看到真正的孩子。
　　建国以后应该是童谣生长的旺季，但我们听到了什么、在唱些什么？就连游戏也那么装腔作势一本正经：“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呀，你是我的好朋友。”
　　那天看《一个不能少》，里面的小教师像一朵贫穷瘦弱破旧的花，跳着规定的“花朵舞蹈”，麻木不仁地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娃哈哈呀，娃哈哈呀，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张艺谋不是个幽默的人，但他设计的这一幕却可笑到可悲的地步。
　　我们就是在这座花园里幸福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们年幼，不知道自己的幸福，所以要教要反复练习，要熟练掌握课本里规定的“有感情地朗诵”。尤其是那些歌咏比赛，为了集体的荣誉，几百上千朵“花”必须排成幸福的队列，每张被涂得红艳艳的脸上必须做出幸福的统一微笑，然后在指挥棒的引领下，齐刷刷地起立合唱，其间还要准时挥舞鲜花、错行晃动身体，构成一幅幸福律动的春之图。
　　当我终于长大，终于不用再让别人教我什么是幸福的时候，我以为闹剧也就结束了，可是，我错了。
　　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少儿歌唱比赛里，我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男孩子的脸依然被画得像30年代的美女，女孩子则被装扮得像明艳的少妇。歌声未起，幸福的假笑已经到位；嗓音一响，训练有素的抒情一成不变。
　　冠冕堂皇的装腔作势已经是这个民族必不可少的职业表情，哪怕你只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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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侯听过的童谣里，不惺惺作态的有几首？
　　记得有一首《小蜻蜓》：“小蜻蜓，真可爱，飞到东来飞到西…”和那首被奉为经典的《小燕子》一样，虽然脱不去歌颂益虫赞美生活的腔调，但旋律清新悠扬，很适合童音表达。
　　除此之外，好像只有在电影电视里才能偶尔听到一首好听的童谣：
　　《蒲公英》：“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欢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飘荡…”
　　这是电影《巴山夜雨》里的插曲，没看过这部电影，当时还是在广播里听的录音剪辑，好象是一个悲伤的“伤痕”故事，这歌是里面一个小女孩唱的，没有配音修饰，很童真清澈的忧伤，是那个解冻年代的一道溪水，冰凉而感人。
　　《游子吟》：“都说那海水 又苦又咸. 谁知道流浪的悲痛辛酸. 遍体的伤痕 满腔的仇冤 啊. 游子的脚印啊 血泪斑斑. 啊流浪 流浪 流浪 流浪. 游子的脚印啊 血泪斑斑。”
　　这是电视连续剧《虾俅传》的主题歌，很难得的一个流浪少年的故事，虽然今天看来悲愤得有点过度，可是当年还是很认真动情地学唱着。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童谣，一两首歌喂养好几年。在界限划分上，它和成人作品其实并无区别，只能有两种：歌颂光明、控诉黑暗。
　　后来，到了大陆流行乐启蒙期，才出了两首不错的童谣：《小草》和《《熊猫咪咪》。尤其是《小草》，它终于摆脱了光明和黑暗的两极立场，让人回到了真实的人，心回到了平和的心。是中国人道人性复苏的序曲，是平实的民谣之风重新吹起的第一个信号。记得当时好象还引起了不小的社会争论。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首好歌的艺术疆域，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没有花香 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从不寂寞 从不烦恼 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春风呀 春风你把我吹绿 阳光呀阳光你把我照耀
　　河流呀 山川你育哺了我 大地呀 母亲把我紧紧拥抱没……
　　至于童谣小歌手，我只记住了一个叫孙佳星的小童星：
　　
　　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就算寒冷大风雪落下
　　能够见到他，可以日日见到他，如何大风雪也不怕
　　我要我要我要找我爸爸，去哪里我也要找我爸爸
　　我的好爸爸没找到，你若见到他就劝他回家……
　　她让我记住，不仅仅因为她清澈得像小天使敲响星星一样的声音，更因为那种秩嫩可爱的认真：没有想要唱给谁听，只是在小小的孤单里轻声地唱给自己听。如果说真的有天籁，我想应该是这种纯洁无邪的声音。
　　上大学的时候，有同学见到了孙佳星在电视上唱《送别》，说好听得不得了，可惜我错过了，找到现在都没能找到那段录音或录象，一直都还在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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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必须感谢台湾的音乐人，他们带给了我虽然很少，但因此也愈发珍贵的童谣清风——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没有椰林缀斜阳，是一片海蓝蓝
　　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
　　也是黄昏的沙滩上印下脚印两对半
　　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
　　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
　　就在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澎湖湾啊，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阳光 沙滩 海浪 仙手掌
　　还有一位老船长
　《外婆的澎湖湾》（词曲：叶佳修）
　　我没有体会过祖孙情，那时候也根本没在海滩上玩过，但这丝毫不防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的痴迷出神。这首歌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什么叫幸福温馨，什么叫如诗如画。到现在，这首歌印在脑海里的色彩都还明净得像新拍的电影，甚至那个老船长脸上苍劲的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
　　至于那首创作耗时6年、成为中国童谣标志的罗大佑的《童年》，我想语言已经多余，它已经成为童年时光的明信片，不断从记忆的深处发送给你：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儿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 还在拼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 游戏的童年……
[ 本帖最后由 夜阑听风雨 于 2008-5-26 00:31 编辑 ]